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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一些用工單位拖欠支付農民工工資的現象，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公開發佈瞭《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得到根本遏制，努力實現基本無拖欠”的目標任務。
為瞭保障該目標的實現，文件對企業工資支付行為提出全面規范要求，比如施工總承包企業對項目的農民工工資支付負總責，分包企業對所招用農民工的工資支付負直接責任，不得以工程款未到位等為由克扣或拖欠農民工工資，不得將合同應收工程款等經營風險轉嫁給農民工、鼓勵施工總承包企業直接代發分包企業所雇農民工工資廚房油煙處理等等。
由總包商對所有雇工的工資發放負總責，甚至由總包商直接代替分包商給民工發工資，這是該文件最顯著的新意。乍看起來與市場常規似乎不無分歧。但作為行政管理措施，政府這樣的做法也不是沒有法律依據。
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是公然的“柿子專揀軟的捏”行為。每到年關，總有民工兩手空空回不瞭傢，被逼的拿命做賭註行驚世駭俗之舉，這與建設和諧社會的期待格格不入靜電抽油煙機。
這樣的現象，已經是多年痼疾瞭；但“基本無拖欠”的2020年，可是說到就到，就剩下短短4年功夫瞭。治亂世用重典，治沉疴需猛藥。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多年來一直是這個社會肌體揮之不去的瘡疤，國務院此次提出讓總包商扮演監管角色，等於在現有的治理體系上增開瞭一條新的渠道。相信應該起到多重防護的作用。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祭出讓總包商上陣的新政，並不意味著傳統的治理渠道已經暢通無阻。事實恰恰相反，原有的渠道有的還不夠寬敞順直，該發揮的功能沒有充分發揮。
比如，在西安，就發生瞭公然以“合同”形式克扣民工工資這樣的“奇葩”現象：來自川陜等地的100多位討薪民工，倒是從西安天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討到瞭工資，但所剩無幾，因為血汗錢被名目繁多的罰款抹掉瞭87.4萬元，人均8000元左右。罰款名目令人哭笑不得，比如劉某和熊某無數次在項目部大聲辱罵、誹謗項目經理，罰款30萬元；梁某給孔總發短信誹謗項目經理貪污，罰款5萬元；工人討薪圍堵政府，罰款5萬元等。
以罰款之借口，行克扣民工工資之實，這傢企業可謂欲蓋彌彰。全然忘瞭企業從無罰款之資格，即便煞有介事地事先用“合同”規定，也是自欺欺人。單從罰款數額來看，就給人獅子大開口的感覺。這傢企業與其說是相信寫進瞭“合同”裡的罰款權，毋寧說是拖欠和克扣民工工資的行為積習已久且不受法制制裁。如果其每次行為都能得到及時的遏制或處罰，還會真的相信自我賦予的罰款權？
多層分包不一定就會導致惡意拖欠。如果分包商想拖欠，誰能保證總包商就不會？有人講拖欠歸咎於工程轉包造成欠薪難追責，其實，轉包這樣的形式不一定就是禍首，關鍵是分包商拖欠克扣的行為得不到及時迅速的制止和處罰。轉包無非是賬目多轉一次手而已，倘若是經手人心無私念、不抱有雁過拔毛念頭的話，根本不是什麼難辦的事情。讓總包商直接代替分包商給民工發工資，也存在問題，比如工資發放多少依據誰？直接管理民工的是分包商，雙方有勞動雇傭關系。總包商哪知道每一個民工幹瞭多少工作？
按道理說，分包商支付雇工工資，不應與是否拿到工程款聯系在一起。拿到拿不到款是你的事，與民工無關。人是你雇的，工資自然由你發。但中國的市場很畸形，勞動力資源過剩，造成打工者地位卑下，勞動權利被雇方一再侵犯。一直以來的治理政策，承認瞭這個現實，沒有強行要求雇方與勞方的結算不受第三方影響，也罷。但是，在此前提下的轉手支付，卻遲遲不能得到有效保護，這是包括勞動爭議仲裁和訴訟等法治渠道不暢通、不高效的結果。如果要實靜電機現2020年“基本無拖欠”的目標，就必須在這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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